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浩浩乎田野,荡荡乎心性——访人类学黄淑娉系友
发表时间:2013-11-24 16:34:37 字体:【 】 浏览:2713

【黄淑娉:1930年8月生于香港,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,曾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、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等职。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,1993年经国务院学务委员会批准为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,也是新中国人类学界第一位女性博士生导师。在50年人类学、民族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,先生以她的学术追求、学术成就以及对后辈不倦的教诲,为中国人类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】

2012年5月采访前打电话约黄教授,是黄昏,图书馆的天井里,坐在一棵大树突起的粗大的根上。此情此景映衬我心,怀揣无比虔敬,想像这耄耋老者厚重的声音,一如古树之沧桑。然而电话一头传来活泼的女音和爽朗的笑,自言正是黄教授。我不禁问教授:“您真的八十岁了吗?还是六十?”教授笑答:“哟,八十啦,要是还六十可就好喽。”我心想,见面必先询问其养生长寿之道。然而见面才知教授体弱多病,坚强的不是身体,是心性。

苦也田野 ,甜也田野

【一个女人类学家的坚强】

见面后黄教授亲切地听了我们的自我介绍,并建议我们座谈,各抒己见:“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好些年。我04年退休,现在有6年多了。因为已经退休好几年,对情况也不太了解。所以我就带着你提出的那两个问题,我先说一下。然后在说的过程中你们再提出一些问题。我稍微做了一点记录。”其实那记录相当认真的。文章主体由蓝色圆珠笔写,部分有用黑笔改动,整整齐齐毫不含糊。具体内容因为我坐太远所以没看清,不过应该就是讲稿。标题倒是看到了:“2011年4月5日下午三点,接受一年级同学采访”。

教授首先为我们讲述了她五十多年的田野调查工作,“学校还没进行毕业典礼,(学校)就让我们出发了。从那次出发开始,后来一直是不断的出发。去了一个地方几个月,调查完了回来整理资料,好了又出发了,几个月就出发一次,没个完。就这样连续了四年,很长的时间呢,我都有机会在各个民族地区去做这个民族识别工作。”

就是这不断的“出发”后,她的足迹遍及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湖南各省,北方民族有蒙古族、鄂温克;南方的壮、傣、侗、黎、苗、瑶、畲,彝族、纳西——纳西主要是摩梭人,拉祜、哈尼、基诺、布朗这些族,及海南黎族。

就是这不断的“出发”中,“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装备,那时候常常看见我们旁边,和我们一起走的那些地质队员,我们就很羡慕他们:人家的装备多好啊,很现代化啊。我们不是,我们什么也没有:就穿一身制服。必须要有雨衣,那雨衣还是解放军淘汰下来的。有了雨衣,上面有一草帽。底下那双鞋,当时在城市里那双鞋已经够土的了:是布底,北方的那种布底鞋。再加上一双解放军的那种草绿色的胶鞋。背着一个也是解放军的那种背包,这样就出发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啊要自己带被子。后来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转好。人家生活好转了,你到人家家里,你才可以住下,人家才可以给你被子盖。早先呢不是这样的,早先一切都要自己准备。”

当我们问道:“一个女的做人类学,会遇到什么困难?”黄教授的一番话让一行人感动至深:“当然就很多困难了。特别是一个人在山上的时候,上厕所你都上不了,甭说别的。我那时候就买一件雨衣,就因为只有我一个(女)人,没有别人,那我上厕所怎么办?人家都是随便上的。那我怎么着呢我就拿件雨衣,蹲在地上,去完了我就起来了。我岁数还不大的时候,那还有月经,那就很困难,那东西搁哪儿呀?总之是很难啊。我们身体本身就不如男同学、男同志强壮,就要克服更多的困难。我记得是这样:我每次出去工作几个月回来,我都在身体上要付出代价。我家里就一个孩子,我儿子,没有人管他。回来的时候别人告诉我说,啊你的儿子经常都不吃饭——因为他爸爸在北京的时候,在城里头那工厂里(工作),远着呢,就说你那小孩经常都没有饭吃。他不像女孩还会做饭。(他)不会(做饭)。我们本身呢也是这样。我年轻的时候得了肺结核,而且那个空洞就在这儿(手指胸口处),也不能做手术。后来好不容易恢复了,我又得了癌症了。得癌症的时候,我在这儿当系主任,当了好几年了。当到第五年的时候得了癌症。那也没办法。但是我还有教学任务,我不能说是我的得癌症我就回家去了。我还继续要上课。那时候是周大鸣老师、何国强老师在念博士的时候,我只好把他们请到我家里头去。我也耽误他们了。我常常为这样一点觉得很内疚。本来我应该上什么什么课,都是没有能够尽到力啊,一直觉得很内疚了。所幸着呢,还一直活着,也很奇怪啊。哎呀,跟我同时得癌症的学校的几个女老师,都不在了,就我还活着,还活到现在,还打算继续活下去。”说到这儿,教授又爽朗地笑起来。

【一个讲故事的老人】

在回忆起印象深刻的田野调查时,黄教授想说的太多,因为她经历的太多,哪怕忘了大半,剩下的,还是那么多,那么动人。

她说“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调查……从1975年开始,我多次在西双版纳进行调查。后来1997年再去,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去了。我泼水节参加了三次,都是正好碰上。各个民族都有各民族的文化,都有它们的特色,很难说你拿这民族的特点跟那个民族(的特点)相比……不过西双版纳好多民族的文化,傣族,基诺啊,布朗啊这些民族的这些文化——那是一片让人着迷的土地,真正让人着迷的土地。如果你在那儿呆着,特别是到村子里头住着,要跟农民在一起,真是觉得那一块土地是令人着迷的土地。和当地的干部建立了很好的友谊,让我永远怀念。

“拿畲族来说,我53年在福建、浙江做过调查,55年又在广东做了调查。95年我还回到那个村子,还看到村子以前的那些人。就是一老太太——当然我比她还老(笑),她就说:“你来了!那时候,几十年前你们来,我们没有东西给你们吃。我给你煮白薯了,你还连皮都不剥就吃了。”因为她不可能认得我的样子,但她记得那一次,有些人来到这个地方调查。”

田野之外 别有天地

【命运与担当】

说到她的求学与工作,作为今天即将奔波慌乱于考研、考公务员、出国,赚钱种种的我们,看到一种于国家于时代无悔的担当。她说:“(我们那个时代)不像现在,很多同学有很好的机会,念完本科,还有硕士、博士、博士后什么的。我那时候什么也没有。我就是本科学历。这样呢就到了工作岗位上工作了52年……我那个年龄,生活在那个年代,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了。这样呢,我自己觉得,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,我没有什么自主的机会啊。几十年之后,回头一看,我没有什么自主的机会,说你自己有个什么理想计划,这样就干了半个多世纪,就这样走过来。”

【康乐缘】

黄教授自1987年调入中山大学,便成为继梁钊韬之后发展中大人类学的重要人物。她以躬身实践的学识和魄力,完成了“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”和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两个重点课题。她一再对我们强调:“一个学科(如果)没有理论,那么怎么(能)叫一个学科?你的理论是指导着学科的发展的。”

 黄教授还做了一个广东世仆制研究。她告诉我们:“世仆就是世世代代当奴仆。还不是一般奴仆,是家族奴,宗族奴,是奴隶。也就是说,在珠江三角洲,有一些人,(他的)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为奴这样一种制度。解放前,规定就这样,你是这里头(的)人,那么你的子孙世代为奴。它怎么就是存在在珠江三角洲呢?历史上(几乎)没有记载,很少,零零星星的有那么一点儿记载。正史是没有(世仆的)族谱的,专门的书籍也没有。族谱里头,人家也不愿意记载家奴的事情,总之是只有零星的记载。那怎么办?你要研究这个问题,就必须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。你必须去做调查。因为它的中心地点是在珠江三角洲的西部一点儿,在四邑,就是台山、新会、恩平、开平——因为那也是我的家乡。小时候,日本人来了,我们就逃难逃回家里头。在村子里头啊,我们看见(这些人)就很奇怪,怎么会有人是这样的?他们的生活啊,就没法提。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后来学了人类学,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天回到广东来,研究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。但我在北方呢,没有这样一方面的课题,我也来不了。这回正好,来到了中大。”

这是何等一种至善至诚的人文关怀啊,黄教授对于世仆的这种关切与体贴,不正是任何一个人类学研究者的应有之义吗?

采访最后,黄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:“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,不管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,要坚强,要乐观,要为自己的目标坚持。一个女性,你要在本门的学科——像人类学这样的学科,能做出一些成绩,是不容易的。本来这个学科就不容易,再加上女同志所碰到的家庭啊,各种各样(的问题),连自己还得病,那就不好办。所以我认为呢,就是自己要有目标。我二十多岁得病的时候,在医院住了很久。我自己都想到,我会好的,那好了我怎么办?我耽误了很多时间,但是我认为我还是要坚决地走自己要走的道路。我还要去做田野调查。你要做人类学研究,不做田野调查怎么能行呢?尽管我现在有病,但将来我会好的。(说到这里语速略快)那好了我还要去做田野调查,要在掌握很多具体的资料的基础上来从事人类学的理论研究。那是我得了肺病以后自己的一个想法。以后呢,刚才不是说吗,各种各样的运动,一会儿就叫你做这个,一会儿又叫你做那个,但是我自己始终都要按照原来的制定的目标,要勇往直前。这样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,回头看呢,虽然我们生不逢时,一会儿就叫你做这个,一会儿又叫你做那个。但由于自己有这样一个目标啊,我回头一看,我还是走着这样一条道路。如果你觉得有些杂事这么一来,你就乱了套,就不可能达到自己原来的这个目的,是不是啊?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工作,无论是像我这样对待自己的身体,那都要很乐观地,坚强地。”

我又仿佛看到一颗挺立的树,埋根之深,藏于沃土,于中华大地融为一体;深情于蓝天,关怀人文,关怀各个民族,关怀每个学生。体贴生命,豁达开朗让我们看到纯然至善;体贴真知,让初涉学术的我们感受到对于这个专业的温情与敬意。

于浩浩之人类学的田野上,这位杰出的女性坦荡荡之心性、修为教会我们的太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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